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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某某诉留某某和其雇工致人损害雇主应负转承赔偿责任纠纷案

2020-01-16 16:24:00

【案情介绍】

1990年11月7「,被告留某某雇用了两名外地人员为其家收割晚稻。下午3时左右,被告收完稻谷,与两名雇工一起拉辆装有稻谷和打稻机的板车回家,当拉到汤家桥下坡时,因在前面拉车的一名雇工没有控制好车头,被告留某某和另一名雇工在后面也未能拖住车尾,致使板车下坡时失去控制,并快速撞向桥头老人亭里,板车前脚撞中了在亭內摆摊的原告的腹部,原告当即休克,被送往医院抢救。后经诊断,原告徐某某的伤情为:腹部闭合性挫伤、膈肌破裂、脾破裂、腹壁挫裂伤、腹膜呈血肿、结肠脾曲挫裂并粪痿、外伤性血气胸。原告住院治疗至12月27日出院,共花去医疗费5747.03元。被告留某某已支付575元。

由于事故发生后,两名雇工当即逃离且身份和下落均无法查明。原告遂向某市龙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留某某赔偿全部医药费。

被告留某某辩称:板车失控撞伤原告,是两名雇工操作错误造成的,雇工是承包割稻的,故应由雇工负赔偿责任。

【审理及结果】

某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留某某和两名雇工拉车配合不当,致使原告受伤,损失应由被告和两名雇工平均分担现由于两名雇工的身份和下落均无法查明,其赔偿问题可另行处理。遂判决被告留某某赔偿原告徐某某医疗费1915.67元,减去已付的575元,还应支付1340.67元。宣判后,原告徐某某不服,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称:雇工在雇佣劳动中致人损害,雇主应负全部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将两名雇工的赔偿问题另行处理由雇主只赔偿三分之一的医疗费,显属不当。

留某某则辩称:两名雇工承包割稻,自己仅帮助推车,雇工造成的损失,应由雇工负责赔偿。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首先徐某某的损伤系留某某和两名雇工拉车配合不当,使板车失控撞击所致。因留某某与两雇工系雇佣人与受雇人关系,故留某某应承担自己的侵权赔偿责任外,还应对雇工造成的损害负转承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将受害人的医疗费分由雇工和雇主3人平均负担,并因雇工的身份和下落不明,将该部分赔偿另行处理,显然不当。鉴于徐某某在诉讼中已明确表示只要求留某某赔偿2325元,同时考虑到留某某的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可酌情赔偿。据此判决撤销集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留某某赔偿徐某某医疗费2325元,减去已给付的575元,还应支付余款1750元。

【法律问题】

一.被告留某某对其雇工造成的损害为什么要承担赔偿责任?——雇主转承责任的适用

二.为什么留某某的家庭经济状况可以作为确定其责任大小的依据?——公平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

【问题解说】

一.被告留某某对其雇工造成的损害为什么要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属于典型的雇佣人致人损害的案件,尽管我国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但是这一问题在一般司法审判实践中是不难解决的,本案某市二审人民法院就比较成功地运用了雇主转承责任理论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什么是雇主的转承责任呢?简单地说,就是雇主对其受雇人即雇工在执行职务中致第三人损害应承担的责任。

由此可见,雇主的转承责任在性质上是一种代位责任,即雇主对于受其雇用的人员在执行雇用事务中致他人损害,代其位而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代人受过。这与自己责任不同自已责任就是行为人仅就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不对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有些情况,例如国家赔偿责任,尽管损害通常都是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具体造成的,但是国家由此承担的赔偿责任却不是代位责任,因为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的关系并不同于雇用人员与雇主的关系,国家权力的行使需要其工作人员代表它来进行,因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国家的行为。

雇主承担转承责任就在于其与雇工之间的雇用关系,也正是基于这种雇用关系,雇主在承担责任后可以向雇工进行追偿,雇主承担赔偿责任仅仅是代其雇工先行承担,事后雇主可以向有过错的雇用人进行追偿。因此,雇主转承责任作为一个法律制度的存在目的在于保护受害者,因为雇工一般来说能够承担赔偿的财产相对较少,而且还会出现其他情况如本案中两雇工逃匿而无法查明使受害人无法得到赔偿。对雇主来说,既然能够雇用别人,其能够承担赔偿责任的财产相对较多,而且通常雇主都有较为固定的营业,不仅有相对稳定的财产,并且有相对稳定的住所,有利于原告起诉举证,受害人也更容易获得赔偿。在雇主承担赔偿责任之后,由于其与雇工之间的特殊联系,对雇工的求偿比较起受害人直接起诉雇工要求赔偿要更方便、更容易。因此,法律基于如此考虑,就规定了雇主的转承责任。

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步伐的加快和深入,雇用人员的现象将越来越普遍,涉及到这方面的案例也将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因此,急需国家有关立法来调整这方面的社会关系。

另一方面,对这方面的理论研究的深入也是很有价值般来说,雇主的转承责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损害是由雇主的雇工在执行职务中造成的。这包括了两层含义:第一,必须是雇工而不是其他人造成损害。与雇主没有雇佣关系的其他人造成损害,雇主不承担转承责任,而雇主对于自己造成的损害,按自己责任来承担赔偿义务,而不是转承责任本案损害是由雇主留某某和其雇工共同造成的,因此,留某某对自己应承担的份额负自己责任,而对两名雇工应承担的份额则是承担转承责任。第二,必须是雇工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所谓执行职务,是指雇工依照雇主的意思或为雇主的利益而为的活动。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雇工都是在雇主具体意思指导下进行某些特定的活动。如本案中两雇工就是依雇主的意思而进行收割晚稻和推拉板车的活动。另外,即使没有雇主的具体意思,但雇工为雇主利益而进行的活动也应当认为是执行职务的行为。例如本案雇主仅指示两雇工收割晚稻,而自己未参与此任何活动,仅由两雇工推板车运送晚稻回来,此时均得认为两雇工推板车运送晚稻的行为是执行职务的行为,因此而造成他人人身财产的损害,雇主留某某应承担转承赔偿的责任,因为雇工推板车运送晚稻的行为是为雇主谋利益。

(二)雇工的行为须构成侵权行为。这是雇主承担转承赔偿责任的先决条件,如果雇工的行为本身并不构成侵权行为,则雇主无从承担转承赔偿责任。雇工的行为构成侵权行为,也就是雇工的行为应符合侵权的几大要件。在一般侵权中即要有损害事实、不法行为、因果关系和过错四大要件;在特殊侵权中要有各个具体特殊侵权所要求的具体要件。也就是说,对于雇工的过错情况并不能适用一个统一的归责原则,在一般侵权中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在特殊侵权中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在不同的案件中适用其具体要求的归责原则,这与下面我们要说到的雇主的归责原则是不同的。

就本案来说,雇主的行为明显构成了侵权行为。一般认为推拉板车的行为不属高度危险作业,因此本案属一般侵权行为。本案徐某某损害的造成是由于一名雇工没有控制好板车车头,另一名雇工和雇主留某某在车后没能拖住车尾,使板车失控所致,两雇工(当然包括雇主留某某)都有明显过失,因此构成了对徐某某身体健康权的侵犯。这是雇主留某某承担转承责任的前提依据。

(三)雇主承担转承赔偿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不问雇主是否具有过错,对其雇工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行为,均得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转承责任适用何种归责原则,首先要搞清楚雇主的主观意识(心态)是直接针对损害结果还是雇工很显然,雇主承担转承责任即代人受过并不在于考虑雇主对损害的造成是否有过错,而是只要雇工的行为构成了侵权行为,不管雇主对造成此损害的心态如何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因此,雇主承担转承责任所适用的归责原则并不象上述雇工那样随具体案件的不同而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在一般的实践中,雇主承担转承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雇主不得以已尽到选任、监督、管理雇工的注意义务,或者纵然已尽到选任、监督、管理义务,仍不能避免损害的发生为由,主张自已没有过错而免责。

本案雇主留某某除由于自己有过错而致人损害而应当承担部分自己责任外,对于两名雇工的赔偿责任的承担依据上述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无须证明其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的。因此,被告留某某的抗辩是站不住脚的,不能作为其免责的理由。

(四)雇主须无免责事由。如果存在某些法定免责事由或能证明雇工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行为,则雇主可以不负赔偿责任。

那么,本案中,被告留某某是否可以以不可抗力来对抗原告的请求呢?因为被告可以提出板车下滑时非人力所能控制。我们认为不能,因为我们可以确定其过错的存在,一个理智之人可以对板车的装载能力和其运行时对它的操作作出正确的判断,即板车装载太多,在下坡时能否控制,被告留某某和其雇工都是可以预见的,预见到了而不顾则具有故意,没有预见到,则违反了常人应具有的注意义务,具有重大过失。这就不符合不可抗力中的不可预见要件,因此,本案完全排除了不可抗力的适用。

综合以上所述,雇主留某某对其雇工致原告徐某某的损害应当承担转承赔偿责任,二审法院的判决对此的认定是正确的。

一. 为什么留某某的家庭经济状况可以作为确定其责任大小除上述雇主的转承赔偿责任外,本案还附带涉及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确定留某某的责任时,法院要依据留某某的家庭经济状况也就是说,加害人责任的大小可以依据其家庭经济状况来确定,状况好则责任大,多承担赔偿责任,状况差则责任小,少承担赔偿责任。其实,本案中二审法院对此是正确适用了贯穿于整个《民法通则》的公平原则。

侵权行为法的功能就在于当损害发生时,如何来分配这种损失,也就是如何分配才能体现社会公正。这一方面要对加害人的行为进行否定性的评价,从而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使受侵害的利益得到回复和补偿;另一方面又要对加害人作具体分析,因为法律在抽象出共有的基本原则时,忽略了个案中的不具有共同性的一些具体细节,但绝不意味着这些具体细节就不能体现社会公正。因此在本案中,首先考虑到被告留某某和两雇工主观上不具有故意,而是过失,因此其行为的可责性是有限的;其次,若因此而判定被告留某某要承担徐某某的全部损害,势必造成留某某连基本生活都无着落,这里被告留某某的家庭经济状况就成为一个公正性分析的一个因素,侵权行为法并不是要想使加害人在承担了赔偿后,自已却丧失了生存的基本权利,使社会又增加一个受害人,这本身也绝不能说是公平的体现。因此,本案只有使原告徐某某得到适当补偿,又使被告留某某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才能体现出侵权行为法的公正性,二审法院在审理时比较适当地把握了这一点,因而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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